全书由《京师博览园》相册、《耕耘试验场全景》相册、附录三部分所组成。《京师博览园》相册共收录64张清农工商部耕耘试验场（北京动物园的前身）的相片，生动出现了百年前北京动物园的历史风貌。《耕耘试验场全景》共收录108张耕耘试验场的相片，全面出现了耕耘试验场敞开之初的盛况。附录部分包括《京师博览园行记》一文和30余张相片，是一篇具体的游园攻略。

　　晚清出访者对动物园的知道，还逗留在对异域“珍禽奇兽”的新鲜猎奇等最直观的知道阶段。所以前期出访者最感兴趣的，便是知道和记载林林总总的生物。他们诲人不倦地记叙在动物园中调查到的动物。其间一些动物后来被引入北京万牲园。经过这一些论说不难发现，一方面，他们对长颈鹿、斑马、袋鼠等富于异域风情的动物津津有味，而另一方面，在调查和知道这些别致的动物时，他们使用本身的常识储藏与其对接。

　　大部分出访者在记叙动物时以“虎豹犀象”统之，此语典出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。孟子在这一章评论了治乱与禽兽的联系，认为禽兽的出现是浊世的表征，暴君当政时，“弃田认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、污池、沛泽多而禽兽至 ”；而有道的统治者则驱赶禽兽，使全国太平，“（周公）驱虎豹犀象而远之，全国大悦”。孟子关于园囿和禽兽的了解，与西方现代以来的公园（动物园）观念对照，很有意思。

　　与之相应，当志刚历数伦敦动物园的保藏之后，笔锋一转道：“尽管，博则博矣。至于四灵中，麟、凤必待圣人而出。世无圣人，虽罗尽人间之鸟兽，而不可得。”感叹即便如伦敦动物园这般旁搜博采，依然看不到上古传说“四灵”之中的麟、凤、龙，“然则所可得而见者，皆凡物也”。而戴鸿慈谈到“来欧数月，已数见不鲜”的“鹿豹”——长颈鹿时，亦指出：“其状马首、牛尾、鹿身、长颈有角，西人认为我国古所谓麟者即此，此事殊难确证。因思我国古书，称龙、麟、鸾、凤诸瑞物，皆不经见。盖缘此种久已不传，亦与欧洲上古之大鸟、大兽同例（中世今后，所称龙见凤至，皆其赝者耳）。”志刚、戴鸿慈依然笃信龙、麟、鸾、凤这些我国上古传说中臆造出来的崇高鸟兽的存在，惋惜在西方现代的动物园中无缘得见，乃至将其归咎为“世无圣人”。这在后世看来虽有些难以想象，却表现了我国士大夫在开始触摸西方动物园时发生的思维磕碰。

　　当然，晚清出访者关于动物园不光是单纯的猎奇心态，对其格式、形制和功用也有了逐渐的知道，他们遍及注意到动物园分类豢养的准则。在记载伦敦动物园时：“或局兽于圈，笼鸟于屋，蓄鱼于池。其驯者，或放诸长林丰草间”；“每一巨室，或圈或栏相连，以一园丁司之”。张德彝的记叙尤为翔实：外有猛兽，每种各有石屋二间，前有铁栅栏，上悬一牌云：物系何名，产自何处，因何人而携此。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、面包喂之。兽之驯者在木房内。小鸟每种一木房，前有铜网，内有水池、食盆、枯木枝。水鸟与鱼皆有大池。鸟兽有水产、旱产各异者，置于四间木房，内凿石池，外铺干草。畏寒者向阳，畏热者以背向阴，无不各得其所。

　　这是19世纪欧洲动物园的典型格式。整座动物园犹如一个布局奇妙、分类精确的博物保藏室，兽笼就像陈列窗，以便游人和研究者近距离地调查动物；兽笼上附有的阐明标识，好像百科大全目录般明晰明晰；而笼中野兽则好像示范性的模型，具有科普和教育功用。李圭精辟地指出，伦敦动物园的功用在于“专以讲究生物之理者”。尽管动物园的这种博物保藏室的风格在20世纪遭到质疑与诟病，却深刻影响了北京万牲园的形制布局，还可以说奠定了当今我国动物园的根本格式。